临渭历代名人【下篇】
发布时间:2018-01-09 16:39:46 来源: 区地方志

著名的戏剧家—李芳桂(李十三)

李芳桂(1748~1810),名鹏,字林一,号秋岩,又号鹫峰。渭南县蔺店乡小钟寨村(今渭南市临渭区蔺店镇李十三村)人。清代剧作家。祖籍华州(今华县)大张村。明洪武四年(1371),他的始祖排行十三,人称李十三,为避天灾兵祸,迁居渭南县蔺店小钟庄,后来李家子孙繁衍昌盛,他族澌灭,日渐成为大村。以后人们便以始祖命村名,称为李十三村。李十三有五个儿子,分立“五门”,第二个儿子名“二”称为“二门”,李芳桂是二门的第十四世子孙。李芳桂是戏剧家,人们不直呼其名讳,便以他的村名“李十三”作为他的美称,提起他的戏,都顺口说“是李十三的戏”。李芳桂祖辈家境贫寒,以躬耕为生。父亲李增敏常年奔走行医,供他攻读诗书。乾隆三十二年(1767),他参加县试,考取生员(秀才)。进学两年后,因生活所迫,只好在家乡附近的胡家、吴张村学馆教书糊口。此间,他一边熟读经史、文学、戏剧、医学各类名著,一边与皮影戏艺人密切往来,对碗碗腔皮影戏兴趣日益加深。加之身处农村,对民风习俗有深切的了解,对人民遭受的苦难寄以同情,遂写了碗碗腔剧本《四岔捎书》,受到人们的赞赏,继而又写了《春秋配》。

乾隆五十一年(1786),李芳桂乡试中举,授陕西省汉中府洋县教谕。他未任职,仍在家乡附近的板桥村常家和屯里村张家书馆任教。此间,写出了小戏《玄玄锄谷》。嘉庆三年(1798)年,李芳桂赴洋县任儒学训导。写出剧本《十王庙》。次年春,赴京应试落榜。遂绝意仕途,仍归故里。先后在金莲寺、屯里董家书馆任教,又写了《玉燕钗》。

此后,李便在任教的同时,致力于碗碗腔皮影戏剧的创作。先后写出了《火焰驹》、《万福莲》、《白玉钿》、《紫霞宫》等剧本。嘉庆十一年(1806),他将曹寅谷未写成的剧本《香莲佩》续完。至此,他共著有碗碗腔皮影戏《春秋配》等8大本戏及《四岔捎书》、《玄玄锄谷》两个折子戏。以后人们从碗碗腔皮影戏的流行剧目中,选出和李芳桂文风接近的无名氏的作品《蝴蝶媒》和《清素庵》给李芳桂凑够“十大本”,人们习惯上又称“李十三的十大本”。爱好者还将这《十大本》剧本编成谐音成韵的偶句:“佩配庙钗钿,宫莲媒驹庵”。

李芳桂为碗碗腔皮影戏创作的剧本,二百多年间,只是抄本流传,没有梓印发行。1958年陕西省文化局以“内部资料”编印的《陕西传统剧目汇编》(丛书)曾将李芳桂的八本两折戏分别收录在《华剧》和《汉调二簧》各册里。

李的“十大本”,后经移植、改编,在关中广为流传。其中《火焰驹》在20世纪60年代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万福莲》改编成《女巡按》、《谢瑶环》,在戏剧界颇有影响。

李的戏多写才子佳人,情节曲折,语言流畅,结构严密,高潮迭起,写法不落俗套,别开生面。讴歌了真善美,鞭打了假恶丑,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嘉庆十五年(1810),仁宗皇帝降旨,禁演地方戏曲,因李芳桂的剧本中有反清隐语,朝廷下令捉拿他。朝廷有两名钦差来到李十三村查访,李芳桂自度吉少凶多,旋即逃遁荒郊,跌倒在野草丛中,不久含冤而死,终年63岁。

渭南帮钱业的创始人—焦荣栋

焦荣栋(1796~?),字勉兹,清代渭南县西方曲里(今渭南市临渭区信义乡南焦村)人。嘉庆末年(1820),出身寒门的焦荣栋在四川彭县“万盛号”布店(渭南王家和岐山马家合资经营)当雇员。道光六年(1826),“万盛号”改营钱业,焦荣栋任经理,四川钱业界称他为“焦大师”。他根据多年的从商经验,明确了劳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制定了人事管理、银钱支用、长支、退休、抚恤、出锞以及存贷业务方面等项号规制度40条。这些制度后来被各钱业和新兴企业普遍采用,遂成为川、陕钱业的统一规章。对于号规,焦荣栋以身作则,一视同仁。一次,其弟焦耀栋休假回陕,因家事迟来,焦荣栋以他违犯号规,立即予以“出锞”处分,店员及同乡再三为之求情,均无效果。

道光十七年(1837),王、马两家分锞,王家沿用万盛号,马家改号为金盛同。焦荣栋任金盛同总经理。在他的精心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咸丰元年(1851),金盛同下分设了成都金盛元、什邡金盛泰、西安金盛荣、崇凝金盛丰、广汉金盛惠等8个分号,31个支号,资金累计100万以上。至光绪元年(1875),他的钱业资金达300万,资产总值500万以上,从业人员达500余人。在他的带动下,光绪年间,渭南钱业发展到150余家,全部资金达到2000万,贷款额4000万以上,成为当时举国闻名的资本集团。在经营钱业的同时,焦荣栋还在陕西各地开设了12个规模较大的商业当铺。

焦荣栋生活简朴,乐善好施。多年间,往返于川陕栈道上,他每次回家,身着布衣布鞋,坚持下地干农活。用富余资金回报社会,在四川修建了多处陕西会馆,接待同乡居住;购置义园,作为同乡葬埋地;创办成都三秦中学、彭县三秦小学,方便同乡子女就学。把全部会馆所得租金,用于救济和办学经费。道光二十八年(1848),修渭南书院,他捐银500两。咸丰六年(1856),重修湭河桥,捐银5000两。同治十一年(1872),重修渭南县署,他家捐城工银5000两,衙署修善费2000两。光绪三年(1877),渭南大旱灾,庄稼无收,他给县署捐粮1000石,给本村及附近饥民捐粮200余石,并设粥厂、施棉衣、赠券资、打水井等。光绪十三年(1887),出资在西安举院巷修建渭南新馆,捐资修西安贡院。又捐地150亩建本村义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天大旱、每石小麦价涨到10两银以上,他家捐赈济粮5000石,捐银5000两,受到朝廷的褒奖,给全家人都封予官职。

焦荣栋逝世后,薛允升撰文,黄自元书写了焦君神道碑,白遇道书写了焦君荣栋神道碑,当时很有盛名。

著名的藏书家—严雁峰

严雁峰(1855~1918),清渭南县孝义里(今渭南市临渭区孝义镇前严巷)人。严家三世为蜀中大盐商。2岁时,被在四川做官的父亲带到四川,4岁时父死,雁峰随柩回乡。8岁时西北回民起义,雁峰随母曾氏到四川成都严家商号。他发愤读书,数年间,毕诵十三经,通《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遍览《资治通鉴》、《昭明文选》及唐宋古文辞。而三次乡试不中,遂淡于荣进,撇弃八股,搜求异书,刻古人著述以自慰,与故人长者每日饮酒吟咏。他还纵横南北,登泰山,临东海,渡淮河,过邗沟,观钱塘江潮,览金陵遗迹,历时两年,在领略祖国河山的同时,结识了不少社会名士。

严雁峰学有所成,生平诗作颇多。20岁前,写出入世之作诗集《辟咀集》。光绪元年到四年(1875~1878),写成诗集《既冠集》,内中颇多抗争之声。四年至五年,他又完成诗集《太华归来集》。现存诗作108首,其中五律12首,七律42首,七绝11首,五言37首,七言歌行6首。在诗中他批评“书燔姬礼”的秦始皇,微议“三尺虽雄终不学”的刘邦,推崇擅长于计策的诸葛亮。他以为世上万事弊端尽管不少,最要紧的是人才不在其位。光绪三年(1877),关中大旱,饥荒严重,他满含激情地写下了《前哀关左》、《后哀关左》两首记事诗,诗中“鞭笞九龙乾坤难,火焚关陇无一穗”,“亿万嗷嗷秋逮冬,咬死易子泣相饲”,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灾情和难民的情景。

光绪二十年(1894),严雁峰以母亲捐输为他奖叙知县,他遂谒选入都。适值中日战争,他目睹权贵大都昏庸,不堪任事,难挽危局,遂不引见而归。随后发生戊戌政变,他的同学杨锐、朋友刘光第殉难,他于是不言时政,闭门谢客。母亲曾氏去世,严雁峰始亲家政。他重整先世商业遗产,以致家产益昌。在资金益饶的情况下,斥巨金收集海内外精本图书五万余卷,建“贲园书库”收藏,并陆续收购,增添库藏。张森楷著《贲园书库目录辑略》,统计四部之书14145种,115232卷,45982册。在藏书体例方面,立部、类、种、家、卷、册,杂而不越,棼丝不乱。有些类种藏书,比四库书目还多。孟子类书目,比四库书目多3倍有余。时令类书目,比四库书目多26种。他所藏史部和医书都很丰富,当时名医寥季平说:“于医部尤详,凡日本丹波津修堂丛书,北宋《圣济总录》及明刻《医统正脉》等籍,皆寻常不可多得之书。”严雁峰还“口读手写医学数十巨帙”。他不仅博藏医书,并且“志在医医,专驳《难经》之乱古法。”同时,开设中药铺,对有困难者,行医送药,不收分文。

晚年,严雁峰积极筹备回原籍兴学建祠,辑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刻印发行。初有眉目,却于民国七年(1918)遽然去世。

严雁峰的诗作,由他儿子严式诲合刻为《贲园诗钞》传世。论者誉严雁峰为“近百年秦中诗人之首”。

严雁峰去世后,儿子严式诲(谷声)继承父业,丰富藏书,接济同乡好友。著名画家张大千、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人都在严家长住。民国三十一年(1942),于右任因不满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职务,离开重庆,移居严式诲家。屈武向周恩来汇报这一情况,周恩来要屈武去成都严家陪伴于右任。严家的“贲园书库”为学者洞开门户,廖季平治经学,张森楷研《史记》,林思进修《华阳国志》,向仙桥撰《四川通志》均曾就读于此。1949年四川解放前夕,哈佛大学(美国)燕京学会通过华西大学校长张凌皋,出高价欲购严氏所藏地方志,严式诲不为厚利所蔽,拒绝出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通过邵力子等人致意严式诲,望他保护好藏书及其文物。严式诲完成了这一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贲园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被辟为四川省善本图书馆。

陕西革命的先驱者—王尚德

王尚德(1891.9~1946.8),又名璋峰,化名汪琴声,清光绪十七年(1891)9月1出生于渭南县赤水镇(今渭南市临渭区向阳街道办事处)郭壕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郭兆清,前清秀才。尚德两岁丧母,因兄弟姊妹多,作了姚李堡村舅父王兴贵的继子,改姓王。二十三年(1897),王尚德在本村私塾读书。三十四年(1908),考入渭南县城象峰学堂。宣统三年(1911)转学到西安健本高小,后又考入西安法政专门学校。民国七年(1918)年秋,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在读书期间,他积极追随学生领袖恽代英、林育南,结识了肖楚女、施洋、林育英(张浩)、李求实等进步青年。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刊。“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恽代英、林育南领导的武汉地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次年春,参加恽代英、林育南创办的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利群书社”。民国十年(1921)夏,又参加了恽代英、林育南组织的“共存社”,担任该社的营业委员。次年7月前,王尚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民国十一年(1922)7月,王尚德从中华大学毕业,受中共武汉党组织和董必武派遣回陕创建团组织。回乡后,他筹集资金,以赤水镇南边的法济寺旧址为校址,于9月建起私立赤水两等职业小学,次年改名私立赤水职业学校(简称“赤职”)。把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并以此为据点,同张浩如,刘建侯一起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组织,王尚德任书记,与中央直接发生关系。王尚德通过多种方式,先后在“赤职”建立起“青年励志社”,在三原县渭北中学、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建立“青年自进团”,在西安成德中学建立“青年文学社”,在华县高塘谷堆小学建立“高九(高塘九里)青年同志会”。

民国十三年(1924)6月16日,王尚德根据团中央的指示,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张浩如任干事会会长,王尚德任书记。7月,改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特别支部,王尚德任书记。十四年(1925)2月1日,王尚德主持召开了团赤水、西安特支及华县、三原进步青年团体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华县、三原两地团的支部。他根据党、团中央指示,在赤水召开了陕东国民会议促成大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拥护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同年春,在陕西国民军联军驱逐刘镇华的斗争中,王尚德同高塘团组织的负责人陈述善一起,发动渭南、华县一带农民,支援国民军联军,袭击刘军溃部,收缴了大批枪支弹药。同年5月,王尚德发动渭华地区的学生参加驱逐陕西督军吴新田的斗争,印发了大量传单,由赤水镇一直散发到渭南县城,声讨吴新田打伤学生的罪行。“五卅”惨案发生后,王尚德同共产党人魏野畴等发起召开了全陕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起陕西学生联合会总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后援活动。这年暑假,他同魏野畴、耿炳光、李子健、赵葆华等在三原渭北中学举办“夏令讲学会”,参加会议的有西安、三原等地六七十名学联代表和进步青年,由王尚德宣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和农民运动课程。同年9月,魏野畴、刘含初(共产党员)等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设立或改组各地国民党部,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王尚德受省临时党部委派,在渭、华建立起国民党区、县党部。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以此名义进行革命活动。11月22日,王尚德派张宗适(团赤水特支书记)、雷光显(共青团员)在渭南县东张村创建了陕西地区最早的农民协会—东张村乡农民协会。12月底,王尚德及“赤职”六七名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立起中共赤水特别支部,王任书记。

民国十五年(1926)春,镇嵩军总司令刘镇华率军10余万进潼关,围困西安,下令通缉王尚德等共产党人。5月间,王尚德受恽代英电召到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搞宣传工作。9月,黄埔军校中共组织派他与刘志丹、唐澍等十余名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中工作。王尚德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政治处宣传科科长。十六年1月21日,以共产党为主体的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会成立。王尚德随军到西安,被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后递补为农民部长。不久,调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印刷局局长,出版了《国民日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机关报)、《新国民军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政治部办)及大量的马列著作和革命书刊。同年3月27日,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王尚德为负责人之一,他积极投入农运活动,使陕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至5月底,全省建有农民协会的县达50个,会员41万余人,农民自卫武装数达10万人以上,是全国农运较活跃的地区之一。7月,冯玉祥随蒋介石背叛革命,在陕西“清党”,王尚德按照上级指示,返回家中,以教师的身份,在赤水和高塘一带发动农民,恢复农民协会,发展党团组织。

民国十七年(1928)渭华起义期间,王尚德先后在许权中部队和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负责农民运动和宣传工作,起草了著名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参与崇凝和高塘地区部分村苏维埃的筹建工作。在高塘镇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上,王尚德讲话,号召人民在军队支持下,用武器埋葬旧世界,打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下。渭华起义失败后,王尚德随司令部南撤洛南。8月,部队辗转河南邓县。他化名汪琴声,到唐河农村私塾任教,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不久,任中共豫西南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1月26日,王尚德由于叛徒出卖被捕,转押开封、南阳等地,经中共党组织营救,于次年初获释。党组织安排他在邓县县立第一小学任教。他从进步学生中培养、吸收党团员,组织学生在校外兴办夜校,发动群众抗税、抗捐。9月,王尚德被选为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委员、中共鄂豫边区特别委员会委员。先后在南阳宛南中学任教,在《宛南日报》任编辑,到宛南中学组织学生运动。十九年(1930)夏,王尚德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2月底获释。

民国二十年(1931)春,王尚德改名璋峰,在西安《西北文化日报》任营业部主任。二十二年(1933)7月,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被捕叛变,省委和关中地区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同年冬,王尚德回到家乡,筹建渭南私立赤水初级农业职业学校。为了解决办校资金,实行以工养学,先后办起秦峰木厂、赤水棉花运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皮裘厂、砖瓦厂,后又修筑了慈惠渠,开设了面粉厂等。二十五年(1936)秋,渭南私立赤水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简称“赤农”)正式开学,王任校长兼语文教员。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王尚德赴西安,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联合会委员,开展统战工作。年末,党中央派张德生、贾拓夫、汪锋、欧阳钦等来西安重建陕西省委,贾拓夫与王尚德接上了组织关系,即调王到党领导下的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工作。二十六年(1937)1月,被该委员会派往乾县任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他迅速建立了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创办抗日报纸《人民日报》,培养抗日宣传骨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4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赤水,在赤水初级农业职业学校进步学生中培养、发展党员4名,建立起赤水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党支部。并抽调数十名党员学生到渭南县抗日义壮队、县民众教育馆及崇凝一带的小学工作。二十八年(1939)至二十九年(1940)夏,赤水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毕业的“二八级”、“二九级”学生120余人,其中有80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民国三十年(1941)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同年5月29日,胡宗南第一师逮捕了王尚德,押在华县东城街西寨堡(胡宗南第一军第一师特务营驻地)。后转押到西安太阳庙门街的西安办公厅调查科特种拘留所。胡宗南亲自出面劝降,敬烟倒茶,以封官许愿相诱惑,王尚德只淡淡一笑,不予理睬。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通过西北文化日报社的具保,王尚德获释。三十五年6月,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暗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8月,党中央获悉王尚德处境危险,即电示关中地委从速救他脱险。而国民党便衣特务段振武、董文宏等抢先动手,于8月13日清晨,将他骗到赤水农业职业中学西侧水渠边杀害,时年55岁。

民国三十八年(1949)8月13日,在王尚德牺牲三周年之际,渭南县人民政府将段振武等人处决于王尚德墓前,以祭奠他的英灵。

求实创新楷模—赵守一

赵守一(1917.2~1988.6),乳名汉阳,学名守义,渭南市(今临渭区)田市镇楼赵村人。民国十三年(1924),入家乡私塾读书。十九年(1930)到二十一年(1932),入西安东关崇道小学。二十二年,入西安中山中学,在进步思想影响下,先后加入中共所领导的革命组织“互济会”和“抗日反帝大同盟”,因参与了西安学生在民乐园驱打国民党右派头目戴季陶和本校学生痛打反动校长的事件,被开除学籍。转入西安第一师范学校后,因写了反映农民破产的《途中见闻》,阅读进步书籍,再次被开除学籍。二十三年(1934),先后在西安民立中学、乐育中学和基督教青年会英语补习班当无学籍补习生。二十四年(1935)5月,和共产党员秦武山,穿越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投奔陕甘边根据地,在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部当工作人员。同年9月,陕北苏区开展“肃反”,他被关押在安塞县坐牢一个多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获救,分配到中央红军大学工作。二十五年8月,在环县木钵镇骑兵连任教,和奉命攻打曲子镇的骑兵一起,解放了曲子镇。同年10月,在环县木钵教导队骑兵连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在庆阳转正。二十六年(1937)8月在中共陇东地委(特委)宣传部工作。次年春,按照组织的安排到平凉搞地下工作。在回渭南家乡筹款期间,发动群众进行了反对国民党政府和民团团长的斗争。之后他带着自筹的400元大洋,于西安生活书店购买了一批进步书籍,在平凉开办了书店,不久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二十七年7月,在庆环分工委任宣传干事兼分委机关党支部书记。二十九年(1940)4月调到延安大众读物社任报纸科科长,他同胡绩伟一起创办了《边区群众报》。后来该报成为边区党委、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先后受到党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领导和毛主席的表扬。三十年(1941)到延安《解放日报》任编辑,负责地方版。由于工作成绩出色,三十二年(1943)被评为《解放日报》社模范工作者和劳动英雄,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三十四年(1945)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任干事,除做好党的理论教育和学校教育外,还编写一些通俗读物。三十七年(1948)8月他编写的《党员课本》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49年7月至1954年7月,赵守一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处长、副部长,西北局《党内通讯》主编,西北行政委员会干部教育局局长,中共陕西省委青委书记。在此期间,他创办了马列主义培训班,由西北各省选派干部参加,为西北广大地区培养了一批理论骨干。建立了正规的干部教育制度,全省掀起在职干部学习理论和文化的高潮。195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他编写了《跟着共产党走》一书,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他起草的《关于加强有关群众切身经济生活问题的宣传工作的指示》被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执行。1954年8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在1957年的全民整风、“反右派斗争”中,他及时做好干部思想工作,解放和保护了一批优秀干部和专家学者,如长安画派的奠基人赵望云、画家石鲁、《陕西农民报》主编马汉卿等。同时协助省委对于那些借运动之机挟嫌报复的某些领导人进行了查处。1958年4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主持起草了《关于推广西安第一航空技校实行勤工俭学的决定》、《关于推广西北农学院与烽火农业社建立联学制度的决定》、《关于工科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必须为地方工业培养技术人才的决定》等有关教育改革的文件,其中前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被收入毛泽东编著的《工作方法六十条》。1960年12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时,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因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多病,省委的具体工作主要由赵守一来承担。在他的主持下,省委坚决采取精简职工,缩短基本建设和重工业战线,加强农业,实行口粮预分到户,棉籽返还社员,扩大自留地,恢复集市贸易等措施,使陕西地区的经济形势迅速好转。1964年1月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坚决支持,积极推行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先后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经济领域,强调生产力标准,主张“一手抓粮食生产,一手抓多种经营”;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减轻购粮任务,增加农业收入;坚持按劳分配,重开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贩运,大搞育苗造林,发展城镇和乡镇工业。“文化大革命”中,多次被批斗,游街示众,隔离审查,后下放到陕西省泾阳杨梧干校劳动,长安县拖拉机修配厂当工人。粉碎江青反党集团后,才重新工作。

1977年7月,党中央派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到安徽省委工作,守一担任省委书记,分管省委日常工作和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他协助万里开展了揭批江青反党集团,清除其流毒,清除派性的斗争,稳定了社会秩序。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落实干部政策,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分轻重缓急进行处理。贯彻省委意图,直接抓了《安徽日报》和新华社安徽分社的工作,以端正舆论导向,对实现安定团结局面,起了重要作用。同年底,南方13省、市、自治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后,他带领省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的人员深入长江两岸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作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见,推动了这项工作的开展。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和愿望,协助万里及时总结“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等群众首创的实践经验,在全省推广,解决了皖西和皖北部分县长期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后来,党中央对他们的做法给以坚决支持,把“大包干”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

1980年5月,赵守一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紧密围绕“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开展宣传思想教育。1982年4月,他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组建国家劳动人事部(由国家劳动总局、国家人事局、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国家编制委员会组成),担任部长、党组书记。在工作中,他反复强调“劳动人事部要做一个改革部”。要求部内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有改革的精神,部门的一切工作都要着眼于改革。他以创新的革命锐气,大力开展劳动、人事、工资三大制度改革。首次提出编制工作必须立法,提出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工资增长要与生产发展相适应,在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上强调灵活多样。1983年6月6日,他参加了国际劳工组织恢复中国席位的第一次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权利和义务,介绍了中国改革劳动制度和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和成果,引起大会的关注。

赵守一是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5年9日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6月13日,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

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屈武

屈武(1898.7~1992.6),原名屈儒,字经文,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西关村人。出生于贫农家庭。少时父母相继病故,10岁当学徒,15岁开始上小学。“五四”运动爆发时,屈武正在西安私立成德中学上学,任校学生会会长。当他得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引起北京学生抗议示威游行的消息后,积极参与组织了西安学生的爱国运动。民国八年(1919)6月初,陕西学生联合会成立,选举屈武为会长。联合会派屈武和李伍亭为代表赴北京,加强陕西与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联系。6月28日,屈武作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代表,参加了北京和全国各地赴京代表向北洋军阀政府的联合请愿。要求政府下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屈武被推选为向总统府请愿的10名代表之一,面见大总统徐世昌。徐世昌对学生的爱国要求,只是敷衍,屈武气愤异常,慷慨激昂地说:“现在国家都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说罢便长跪痛哭,以头碰地,接着又将头向墙猛碰,血流满面。次日,全国各大城市报纸,都登载了屈武“血溅总统府”的消息。经过这番斗争,终于迫使徐世昌答应了学生的正义要求。7月上旬,屈武受陕西学生联合会指派,赴上海出席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期间,经于右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介绍,晋见了孙中山,面聆教诲。同年8月,屈武加入中国国民党。10月,由于领导西安的学生运动,被军阀政府逮捕,经胡景翼等人营救逃出虎口。

民国九年(1920)春,屈武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部。在校参与创办进步刊物《贡献》杂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提倡新教育,改造社会。十一年(1922)4月,他与于右任长女于芝秀结婚。同年夏,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不久,加入进步组织共进社。屈武在北京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受到教育和帮助。十二年(1923)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北京大学团支部书记、团北京地委侯补委员。十三年(1924)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北京建立了国(民党)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由李大钊亲自领导,陈毅、屈武为核心成员。同年,屈武受李大钊指派,到胡景翼的国民军第二军任参议。12月,孙中山北上到达天津,屈武代表李大钊前去问候。孙中山委派屈武赴陕西宣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争取陕西地方实力派支持革命。随后,他又受李大钊指派,与冯玉祥(国民军总司令)的代表一起赴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接运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军用物资。十四年(1925)初,屈武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民国十五年(1926)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屈武被选为中央侯补执行委员。同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十六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宋庆龄领衔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屈武虽远在苏联,也列名其中。十八年(1929)夏,中山大学毕业后,9月份又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次年4月,苏联党内进行“大清洗”,屈武被联共(布)当局以“违犯军纪”等莫须有的罪名,中断了他同党组织的关系,并将他发配到北冰洋岸边一小城服苦役。二十七年(1938)屈武回国,在重庆见到周恩来,提出恢复中共党籍的请求,并要求上前线打仗。周恩来认为,屈武同国民党上层人物有广泛联系,于是劝他还是站在党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便留在重庆,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立法委员、少将参议、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陆军大学教官、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等职。三十年(1941)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领导下,他和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等在重庆建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三十四年(1945)8月毛泽东在重庆接见包括屈武在内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时,对他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们是“抗战功臣,无名英雄”。当年10月,屈武作为国民党中央赴新疆和谈代表团成员,随同团长张治中赴新疆。出发前,他受周恩来重托,设法营救被盛世才(新疆省主席)关押的马明方、杨之华等131名中共党员。他们到新疆后,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被囚的全体中共党员获得自由,并被平安送到延安。屈武留在新疆,任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现乌鲁木齐市)市长。他协助张治中,通过和平谈判,与三区(伊梨、塔城、阿勒泰)革命力量达成协议,坚持民族团结,缓和了盛世才反动统治所造成的紧张局面,稳定了新疆形势,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民国三十八年(1949)初,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代总统李宗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赴北京与共产党谈判。屈武作为代表团顾问,随团前行。4月中旬,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屈武回到新疆,继续全力投入促成新疆和平解放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1月29日,新疆和平解放,屈武担任新疆迪化市市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3月,遵照周恩来指示,调往北京,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参事室副主任。经刘少奇批准,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党籍。曾先后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名誉顾问,并当选为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叛徒”、“特务”,最后以“反革命”罪逮捕,关入北京秦城监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79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屈武先后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主席,为开拓新时期民革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1983~1992年,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副主席(1988年辞去民革中央主席职务,被推选为名誉主席)。他就祖国统一问题发表了许多谈话和文章,通过在台湾和海外的广泛社会关系,积极开展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1992年6月13日病逝。终年94岁。他在遗嘱中写道:“我只有一个愿望,待到海峡两岸人民团圆那天,你们为我斟上一杯茅台酒,让我在九泉之下分享祖国统一的欢乐。”著有《屈武文选》。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张宗逊

张宗逊(1908.2~1998.9),渭南市临渭区向阳街道办事处淹头村人。幼读私塾,民国九年(1920)入赤水镇法济寺小学,十一年(1922)7月转入赤水职业学校。他受叔父张浩如进步思想影响,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积极参加王尚德等老师组织的革命活动。十三年(1924)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团支部的带领下,积极参加下乡宣传活动,创办平民夜校,成立农民协会等。十五年(1926)1月入黄埔军校学习,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同年12月,随黄埔军校入伍生队参加北伐战争。十六年(1927)4月军校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八军第三师第九团政治干事兼政治指导员。7月,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党组织分配他到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任新兵训练处排长,不久在武汉被编入国民政府警卫团第三营任连长。

民国十六年(1927)9月,张宗逊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第十连连长,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经过“三湾改编”,他首次实践把党支部建在连队,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同年10月,在护送毛泽东到达井岗山途中,毛泽东风趣地说:“啊,你来自八百里秦川,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垂钓于渭水嘛!”同年11月,在攻打茶陵的战斗中,他舍生忘死而负伤。十七年(1928)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团连长,参加了保卫井岗山战斗,带领游击大队配合兄弟部队行动,重创敌军。十八年(1929)2月任红四军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同支队政委罗荣桓一起率部转战赣南、闽西,参加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十九年(1930)6月任红一方面军团第十二军代参谋长,同年任红十二军三十六师师长,率部攻打长沙,夺取吉安和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二十一年(1932)12月奉中央军委令,红十二军军部率三十六师同红二十二军合编,在闽西组建新的红十二军,他任军长,率部在闽西苏区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二十二年(1933)6月任红一方面军独立一团团长。同年11月任红五军团第十四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司令,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二十三年(1934)6月任红一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负责对红军干部的培训工作。同年10月任红军中央纵队参谋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久调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同政治委员黄克诚一起,担负军团的前卫任务,他不怕困难,英勇作战,强渡湘江,掩护后续部队脱离险境。二十四年(1935)2月,红三军在云南的扎西进行缩编,他任第十团团长。率部参加了攻克遵义城,夺占娄山关等战斗。四渡赤水后,在第二次攻占遵义城的战斗中,身负重伤,组织安排他到中央休养连治伤,并兼任连长。他带领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邓颖超等中央许多领导人组成的特殊连队,安全地通过彝族区,翻越了大雪山,与主力部队在四川达维胜利会师。同年8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他因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中央,遭到打击迫害,改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参谋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他积极协助校长刘伯承组织教学和管理校务。二十五年(1936)12月随红军到达陕北。

民国二十六年(1937)1月至7月张宗逊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兼富甘警备司令。与毛泽东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直接协助毛泽东处理军务,负责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同年9月,毛泽东指派他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在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同政治委员李井泉一起,率部转战于晋察冀绥地区,打击了进攻忻口的日军后方部队,歼灭大量日军,切断了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二十七年初,与日军顽强作战,收复了晋西北七座县城。5月,他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率部深入雁门关以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同年10月,张宗逊率部队从晋西北地区进入晋察冀边区,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指挥部队在五台县的滑石片地区,全歼日军一0九师团的蚋野大队,毙敌大队长以下官兵700余人,俘敌21人,缴获火炮6门,步机枪400支(挺),骡马153匹,粉碎了日军对五台山的围攻。二十八年(1939)1月,率部全歼了向冀中军区进攻的国民党河北国民军司令和反攻头子张荫梧部。同年4月,赴冀中地区,组建“张纵队”,担任司令员,他与政治委员张平化一起率部参加了粉碎日军围攻冀中抗日根据地作战。9月10日部队进行整编,他再次被任命为三五八旅旅长,参与指挥陈庄歼灭战,全歼进犯晋察冀根据地日军独立第八旅团千余人。年底奉命返回晋西北地区,坚持开展巩固晋绥根据地的斗争。二十九年(1940)6月,他指挥部队在晋北米峪镇及以北地区歼灭日军760余人,给敌以有力打击。7月后,他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同年11月兼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三十年在晋西北和日军“铁壁合围”中,他不断变换战术,屡建奇功。三十一年(1942)4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你三十而立,块头更大了,比井岗山时期阔气多了,成了万军首领!今天留你吃顿饭,以示祝贺。”三十二年(1943)3月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企图南北进攻陕甘宁边区,张宗逊奉命率部西渡黄河,参加了保卫和建设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此期间,他开展了大生产,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创造了新式军事整训经验,受到毛泽东、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他所作的《三五八旅冬训总结》,被总部印成单行本下发全军。三十四年(1945)7月,他率部东渡黄河,重返晋绥前线。8月被任命为晋绥军区吕梁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协助司令员贺龙指挥部队对敌军发起大反攻,取得了晋绥地区对日作战的全面胜利。

民国三十五年(1946)2月,张宗逊任晋绥野战军代司令员。8月任大同战役野战指挥部司令员,同政委罗瑞卿一起,攻打大同,指挥部队围城打援,给敌以重创。11月任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奉命率部再次西渡黄河,赶赴延安,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作战任务。三十六年2月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同政治委员习仲勋一起,指挥了粉碎国民党军进犯延安的作战。7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正式命名为西北野战军,他任西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协助司令员彭德怀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重大战役,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收复了延安,解放了陕北、关中广大地区。三十八年(1949)2月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对国民党军队发起春季攻势,解放了西安等重要城市。同年夏秋,协助彭德怀指挥了扶眉、兰州等战役。解放兰州后,任兰州市军管会主任。此后指挥部队进军青海,解放了青海全境,为部队向宁夏、新疆推进,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他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在司令员彭德怀赴朝作战后,他代理西北军区司令员职务,主持西北军区工作,指挥了西北五省(区)剿匪肃特斗争,为解放大西北,巩固和发展大西北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2年10月张宗逊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军校部部长。1955年4月兼任军委训练部总监等职。5月又兼任总参军校部部长。9月,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布授勋令,授予上将军衔,同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0年初,兼任军委军事训练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63年5月兼任总参军训部部长。在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等领导下,他连续十五年主持军校和军事训练工作。在工作中,他经常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国情和军队建设的实际,撰写了许多有建树的论著,亲自参与培养和总结了郭兴福教学法,并积极推广。组织领导了全军的教育训练活动,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赞誉,被公认为军事教育家。

“文化大革命”中, 张宗逊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1年1月,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他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九一三”事件后,他的冤情得以昭雪。1973年6月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部长。在后勤工作中,他坚持后勤工作要面向部队,面向基层,为部队服务,为战备服务的指导思想,不断探索和总结新形势下军队后勤保障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为全军后勤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1988年8月1日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张宗逊是中共第七、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1998年9月14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1岁。著有《张宗逊回忆录》。

全国植棉能手—张秋香

张秋香(1908~2000),女,渭南市临渭区双王街道办事处八里店村人。少年时,因黄河决口泛滥,随父兄由山东逃荒要饭到陕西渭南。父兄死后,她依靠干日子活,卖小杂货度日。1949年5月渭南解放,土改时家里分得了土地,她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努力参加生产劳动,被选为农会组长。1954年,她又当选为渭南县第一个女村长,1955年担任八里店初级农业社副主任。

1956年张秋香串连了李凤英、谷淑芬、李莲英、刘秋芳、朱淑兰、刘慧琴、任道群和田凤琴8名妇女,组织起双王乡第一个棉花作务组。她组织作务组成员,解放思想,大胆实践,打破了“谷雨前,不种棉”,“棉花踏不死,栽不活”的旧观念,开创了棉花可以提早播种、移栽补苗的新办法。这一年,秋香务棉小组的试验田,亩产皮棉首次突破了50公斤大关,这个产量,当时不仅在陕西是空前的,就是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同年,张秋香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后又被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聘请为特约棉花研究员和西北农学院特约教授。

棉花丰收了,她们的决心更大了,干劲更足了。为了摸索棉花的生长规律,她走到哪里,就学到哪里,问到哪里。比如棉花种啥种子好,咋样才能出苗全,小苗怎样务,大苗怎样管,没虫咋样防,有虫怎样治,啥时浇水好,啥时宜施肥等等。她一点一点地学,一次一次地试验,日积月累,终于总结出了一套“看天看地务棉花”的成功经验。从而解决了植棉各个环节的管理难题。同时,从棉花全苗壮苗,增蕾保蕾,控制中期棉株平稳生长,到增铃保铃,抓伏桃保秋桃,促使后期铃多铃大等,都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她的棉花管理经验总结为:“一年棉花两年务,秋翻地,冬灌水,早春耙保墒”的备耕措施;“适时早播种,浅下种,下足种”的力争一次播种、一次全苗措施;“锄梦花”,“抽肥补瘦”、“梦里搬家”、“移苗补苗”、“施暖沟肥防霜冻”的巧过幼苗关措施。这些管理措施引起专家们极大关注,带动了全省和全国的棉花生产。

影响棉花高产的主要原因是落蕾落铃问题。张秋香经过观察、研究,终于找出了棉花落蕾落铃的两大因素:一是内因,即棉花内部营养失调,长枝和现蕾结铃有了矛盾,出现了生理脱落;二是外因,即大风、雹雨、高热、虫害等引起的。由此,她提出了以“三增三保”为中心的防脱措施,即:增保伏前桃,增保伏桃,增保秋桃。她认为,增保住伏前桃,就可以多带桃入伏;伏前桃多了,入伏后就能把棉花蹲住,使棉花体内能够均匀地分配营养,既长枝叶,又开花结桃,这就为多结伏桃创造了条件。因此,在技术操作上,她总结出了浇水要“头水缓、二水赶、三水四水不停点”,追肥要“先磷后氨,少吃多餐”,还要及时防虫,解决棉田通风透光等经验。张秋香的这些研究成果,保证了棉花“带大桃入伏,保伏桃满腰,争秋桃盖顶”。张秋香的务棉经验,在关中地区得到广泛推广。1957年2月18日,国家农业部、农垦部、中国农业水利工会联合召开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授予张秋香“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58年,张秋香棉花作务组亩产皮棉105公斤,闻名全国。同年,张秋香代表棉花作务组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1960年,她领导的棉花作务组被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文化大革命”初期,张秋香被诬蔑为“假劳模”,棉花作务组也被解散。1970年后,秋香棉花作务组恢复,她更加热心作务棉花。张秋香把棉花种植的面积由过去的20亩(1.33公顷),扩大到30亩(2公顷)、50亩(3.33公顷),作务组的成员,由过去的十几人,发展到几十人。1974年开春,预留的40亩(2.66公顷)棉田因上年被河水淹没,无法种植,于是她决定在河岸上育苗,在滩地移栽。并把弃耕的6亩(0.4公顷)土壕利用起来,再从菜地上挤出3亩(0.2公顷)地,育了180床棉苗。又采用“开沟放墒,三耕三耙三耘和三集中”的办法,整好了棉地,在河滩地完成了移栽105亩(7公顷)棉花的任务。到了6月上旬,由于接连几天大雨,棉田水分过多,为了使棉花稳长不早荒,她同大伙使用铁锨大搞深中耕,在他们的精心作务下,作务组的40亩(2.66公顷)烂泥窝里生产出了平均亩产100.1公斤的高产棉。

张秋香曾先后20多次到北京参加各种全国性的会议,9次受到毛泽东主席、13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10次被评为省、地、县、乡劳动模范。1958年在北京开会期间,周总理让张秋香站在自己的身边,和其他几位劳模一起合影留念。1974年冬,中央召开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张秋香未出席。周恩来总理患病没有到会,要求派几个代表他要接见,曾点到了张秋香,渭南县委连夜把她从家中接送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棉花生产会议。1989年9月28日,她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受到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79年9月和1989年9月,张秋香先后两次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并被树为“全国三八红旗标兵”。

2000年12月7日,张秋香因病逝世,终年92岁。